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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事件的春节回乡

发布时间:2016-02-22 09: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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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人的回乡过年正在从社会事件转变为文化事件。在“春运”成为年度热词的许多年中，媒体年复一年地报道这举世无双的季节性人口大迁徙，从壮观的农民工流动场面到小人物《人在囧途》式的遭遇，说不休、道不尽的永远是“回乡之路”。

　　但近几年，舆论对“回乡之路”的关注渐渐让位于“在乡之感”。每到春节，都有大量描述乡村见闻感受的纪实文章涌现。大学生、记者、都市白领、作家、学者等纷纷上阵，在温情怀旧的底色上，或言说村庄变迁，或忧叹故土沦陷，或反思城乡落差，或痛心道德崩坏……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种学科知识都派上用场了，人人都有不吐不快的感觉。

　　当舆论普遍关注“回乡之路”时，乡村尚且是个抵达就可以安心的场所，尚且能给返乡者带来一定的安抚感和认同感；而如今，当各种版本的“在乡之感”搅动舆论时，乡村已然被描绘为一个触目惊心的失乐园，没有生机和活力，没有发展的希望，让人看着痛心、呆着难受。

　　作为同样有着乡村背景的都市职业人，我对这些文字一直很关注，也不乏共鸣，但同时又在小心翼翼地对比和辨析——我担心在这潮流化的乡村叙事中，自己的老家被简略为一幅巨大图景中同质化的一点，而自己不具备观察、体验和思考乡村的敏感和能力。所以，我这几年不仅是在春节期间，平时也尽可能多找机会回乡小住几日，这样才能对不断变化的老家保持连贯的认识和体验，而不至于因偶然回乡而对变化感到陌生、震惊、失落和难以接受。

　　这种熟悉感很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最大程度地获得真实和贴切。有人曾说莫言是“为农民而写作”，莫言纠正说，他是“作为农民而写作”。套用这话，我觉得写乡村和乡村人的时候，最好的写作状态就是“作为乡村人而写作”。这里有两个意指：其一，作为返乡者，我们可以带有“他者”的视角，但立场应该是认土归根的，情感上是与乡村“同呼吸共命运”的；其二，作为乡村人，我们通过写作建立一种觉醒和探寻的精神状态，并可由此为发端，参与到推动乡村自觉和变革的过程之中。

　　之所以有这些感悟，是因为在我在持续回望自己老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起伏跌宕的情感体验：十几岁时，急匆匆地从乡村逃离，庆幸自己跳出“农门”；后来开始温情回望，常常回味乡村的舒缓与宁静，同时又失望于她的躁动与失序；2008年，村庄遭遇开发，我心痛地看自己熟悉的一切被夷为平地，随后变成了道路纵横、厂房林立的开发区；而这些年，曾经面目全非的乡村又变得生机勃勃，村里人普遍“不差钱”却很难说他们过得幸福和谐……这是一部情节丰富而跌宕的乡村剧，交杂着我的逃避、温情、伤痛、失落、震惊、理解等种种感受。很难说我眼里的乡村就是什么样子，只有把这些感受统合起来才能稍微完整地描摹整个乡村及其变迁。

　　我觉得有关乡村的叙事越多越好，因为每个始于农耕时代的村庄都是个性的，有着自己的神话、习俗、记忆和不断发生的故事，只有“在地化”的叙事才能把它们的故事、命运和期冀表达出来；而同时，我们又能通过这样千千万万的点上的叙事，汇总出若干具有共性的乡村形象。当我们感觉春节回乡渐成“文化事件”时，意味着对于乡村命运的深度关注正在成为趋势和共识。

　　阅读众多回乡者的文章，并结合自身的观察和体验，我觉得无论是谁的乡村、何处的乡村，无论以何种基调去观察和叙述，都存在一些共通的真实性和可能性，那是我们的乡村叙事需要抵达的层面。

　　其一，对乡村本然价值的发掘和再认识。乡村有着恒久不易的规约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规范与价值，其实是人与上天、人与土地、人与动植物、人与人的关系哲学。这其中，不仅有对上的敬畏，更有对下的平等，总是给人以无处不在的灵性熏染和启示。在我的老家，山岗、水田、池塘和旱地都是有名字的。我至今能如数家珍地叫出小时候家里水田的名字：“老藕田”、“小膀田”、“四斗”、“路田”……我后来越想越惊奇的是，这些名字不知道是从哪一代人开始叫的，反正一代代就这么叫下来了。那个“老藕田”，或许在命名的时候，田里正种着莲藕；“小膀田”是因为看上去像一扇翅膀；“四斗”是因为一季能产四斗稻子。每个田的名字一旦叫起来、叫久了，无形中就赋予了它生命的特征和秉性。一年四季怎么打理田地，也就成了很严肃的事情。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都无法把这种关系哲学视为愚昧落后的东西。今天的人们如果深切反思现代文明，就会发现乡村的本然价值恰恰是重构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补充。

　　其二，对乡村内生动力的发现和尊重。认识到乡村危机的人，通常带着批判和改造的心态分析问题、提出方案。但实际上，这种优越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误判，以至救济、改造乡村的行动鲜有持久成效。其实，在乡村和乡村人身上有一种内生动力，不仅能在千百年的平淡无奇中依然生生不息，而且能从拆迁开发这种毁伤中迅速恢复，这不仅是我们应该看到的，而且需要格外尊重。在乡村变革过程中，这种内生动力应该成为主流力量。我注意到，台湾在推动乡村建设时，提出“社区培力”的口号，显然是看到乡村内生动力的存在和重要性，而欲加以引导和扶助。反观我的老家，当家家户户过上“不差钱”的生活后，村庄的文化生活、道德风尚、生态环境却在不断恶化，部分有品德、有觉悟、有参与能力、有热情的乡村人，却因为缺少连接和扶助，不仅无法促成共同体的利益，还不断遭到嘲讽和打击。他们的所做所为、所想所愿也是真实的乡村的一部分，如何让这种力量持续成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其三，对乡村资源的梳理和确认。近几年，除了政府推动的乡村建设，国内也出现了不少民间性的乡村建设试点，发起者有公益人士、学者、艺术家、企业家等，他们或帮助村民重拾村庄礼仪、树立农村生活自信，或帮助农户改善经济生活、重构村民组织。但这些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且只是偶然才会与某个村庄交会。实际上，每个村庄都拥有自己的资源，只不过其中大部分流失在外，比如从村庄走出去的知识分子、官员、企业家、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等。这些人不是不思乡、也不是不愿为老家发展做贡献，只是找不到适合的渠道回报故土。近两年，国内不少地区开始推动“新乡贤”文化，试图为乡村发展引入流失的人才和智力资源。让乡村“回得去”、“留得下”，这种前景不仅是乡村需要的，也是那些回望故乡的心灵所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