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政法大学在第一时间发布的消息不够清楚翔实。该校书记给邓亚萍颁发聘书举动较为高调,但没有紧跟着说明聘任邓亚萍的原因和聘任后到学校做什么、教什么学科等情况。一个体育明星被政法大学聘为兼职教授,的确“跨界”太大,无论从其经历,还是学历、职业生涯看,似乎都与政法不沾边,难免引起该校部分教授、学生、校友的质疑。后来,政法大学回应称聘请邓亚萍为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发展”。这补上的详细答复,为时已晚,质疑之声早已扩散。
其次,聘任邓亚萍的依据和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我国对高校聘任兼职教授行为并无具体规定细则,聘任依据主要由各大学甚至大学内部学院自行制定,决策程序一般由学校或院系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表决决定。该校学生徐恒发表的公开信,要求学校公开聘任邓亚萍为本校兼职教授的决策程序和兼职教授聘任的制度办法,并就该制度办法的制定程序、生效时间等做出说明。对此,政法大学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事后对记者表示,学校有兼职教授聘任的相关管理办法,大概在2005年专门下过文件,现在官网查不到应该是学校系统更新的问题,但纸质的文件可以找到,并声称聘请邓亚萍符合相关规定。显然,学校面对质疑准备不足,应对不够,事前更无预案,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舆情持续发酵。
三是大学引进名人的作用和效果历来颇受怀疑。今年6月份,六小龄童被聘任为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在2004年,周星驰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当时也曾一度引发争议。另外,金庸、成龙、张铁林、李湘等不少明星也被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等。如果高校只为追求名人效应,明星们在学校只是挂个名,而不是真来授课或工作,那只能说明学校的功利心过强,反映出高校办学的急功近利及浮躁心态,有害于学术发展和大学教育水平提升。
邓亚萍有无资格被聘不是舆论焦点,也不是事件关键。问题的根本在于,对于学校的重大决策,广大师生有知情权,甚至有参与权和决策权,无视广大师生的这些权利势必会引发争议。因信息语焉不详,决策程序存疑,决策依据不明,而弄得学生发公开信质问,使本校教授为“洁身自好”而决定“逃离”,显然是政法大学始料未及的,也是其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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