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知层面,懒人思维的典型特征是评判事物的标准单一,不愿承认现实的复杂性、多样性,喜欢主观臆断,同时拒绝成长。到了实践层面,处理问题简单粗暴“一刀切”,习惯性地推卸责任,不作为又不思进取。
揆诸现实,诸多教育怪现状,均与此有关。比如,当应试思维遇上懒人思维,就出现了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的恶劣个案,远的有让成绩落后的学生戴“绿领巾”,近的有把学生分入“麻将组”,甚至有所谓的“学渣班”,等等。
教育中的懒人思维,与时下社会功利主义的泛滥密不可分。比如,为了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国家和地方推出了各级各类人才计划,其中不少发挥了鼓励创新、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人才计划越搞越多,在一些地方和高校形成了“帽子工程”,“帽子”又与高校教师的科研资源、职称晋升、评奖待遇紧密挂钩,结果引发抢“帽子”乱象,扰乱了科研生态。
我国传统教育一个广受诟病的因素是更多信奉直观、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缺乏逻辑训练和演绎的学术传统,模糊而不求精确,这成为滋生懒人思维的文化渊薮。有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一旦对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有所不满,总喜欢张口闭口“国外教育如何如何”。且不说很多人对国外教育的了解停留在道听途说或走马观花的层次,即便是某国教育为世所公认的优长,受文化传统、社会环境、教育投入、教育人口、师资条件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也不是想学就能学,想拿来就能拿来的。简单拿国外教育说事,与国内教育强行“对表”,也是懒人思维之一端。
思维一旦懒惰,评判事物就难免机械、偏颇,在教育领域突出体现为评价标准的单一。一年一度的高考日益临近,考前誓师大会在一些地方中学如期上演。据媒体披露,一些中学对升入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学生予以50万元重奖。在一些升学率长期落后的地区,重奖考入名校的学生甚至写入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乱象背后,是以升学率为单一评价标准的现实。有论者慨叹,“升学率简直是要把学校逼疯”。鉴于此,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强调,要扭转单纯看升学率的倾向。
懒人思维不仅会导致“不作为”,还会导致“乱作为”。例如,在贫困生认定上,一些高校不认真调查核实,建立公平可靠的评估机制,反而让学生公开“哭穷”“比惨”。最近有媒体报道,哈尔滨一所高校为了确保家长知道自己孩子请假,居然要求家长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并手持孩子的假条拍照,手续类似“借高利贷”。这不仅是典型的懒人思维,更涉嫌对学生及其家长人格的不尊重。
在家庭教育中,懒人思维更是随处可见。一是当甩手掌柜。一些父母因为工作忙或迷恋玩手机、打游戏,疏于对孩子的管教和陪伴,成为“手机爸爸”“影子妈妈”。二是盲目跟风攀比。从幼儿园起,不少家长就一心让孩子“抢跑”,参加各种培训班,有条件的甚至在中学或小学阶段就安排孩子出国留学,却不充分考虑孩子的实际条件和个人意愿。再比如,有的家长衡量家庭教育成败的核心标准,就是孩子毕业后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而衡量好坏工作主要看薪水。这显然偏离了教育的本质,扭曲了教育的价值。
教育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懒人思维绝对要不得。无论是教育工作者还是社会公众,都应尊重教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尊重教育基本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不轻信、不妄断,多一点耐心。说到底,懒人思维这个教育流行病,该治治了。
(作者杨国营,本文原载于2017年4月17日中国教育报“中教评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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