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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特别报道：大国重教

发布时间:2015-12-15 10: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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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16日，晚上7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中国一直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稳坐在白色沙发里的习近平，对福斯特说。　

　　就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多年不变的“教育优先发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促进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这一度引起教育界人士一阵惶恐：教育优先发展过时了？　

　　此刻，这句看似寻常的外交场合的表态，让很多人听出了悬石落地之音。　

　　“优先发展”，是中国政府颁布的面向2020年教育规划纲要20个字工作方针之首。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从全社会到教育系统，这4个字犹如马力十足的引擎，牵引着大国教育，开向未来。　

　　“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现实观照

　　影响一个时代的口号，正从墙上走下来，走进学校，走进教学点，走进教室……　

　　2013年9月25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　

　　“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扩大投入，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这既是他作为大国首脑向世界的庄严宣誓，也是他不忘初心的教育誓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宁德。习近平任地委书记时，闽东还是贫困地区，各项事业都需要大开发、都需要大投入，对于各方面尚在起步的地方政府来说，若是对教育事业投入多点儿，别的地方财力就会吃紧。但习近平看得更远：“办教育，要舍得花时间，舍得花精力，舍得下本钱。”　

　　古人云“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展开历史的卷轴，从孟子所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到为“庠序之教”，从“官学私学”到“九年义务制教育”，“重教崇文”的精神基因深深标记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我清晰记得，当年来这里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时，正是冬末春初时节，不曾想到，希望工程第一粒种子在大别山深处的冻土里，破土成长为今天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2014年初冬，安徽省金寨希望小学建校25周年，校长陈德武收到了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信，署名李克强。那是一段往事。1990年冬末春初，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带领一行人来到金寨，为第一所希望小学实地考察踩点。　

　　“这么多年，你们锲而不舍践行一个朴素理想：让每个孩子不再因为贫穷而失去课堂。这也是政府的职责所系，我们的努力殊途同归。”信中，李克强写道。　

　　漫步农村，墙垒上，依稀可见曾经用红漆刷的标语，“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这句朴素的口号，曾经响彻南北，从西部雪域高原到东部海岛渔村，从西南边境国门学校到最北端北极村村小，从戈壁大漠里的校园到崇山峻岭里的教学点，这14个字，是整个华夏民族从教育中求出的最大公约数。　

　　进入新千年，人们抬头，看到远处的历史道标——现代化，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这曾是几代中国人胼手胝足、夙兴夜寐、孜孜以求的宏愿。　

　　2010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务委员的刘延东在与河南团代表交流时说：“要实现现代化，教育要适度超前，教育要为现代化做好人才的准备。优先发展和改革创新是教育的保障，在财政支出方面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要向不发达地区予以倾斜，促进教育公平。”　

　　这年7月，教育规划纲要在举国关注中颁布并实施，这是新千年中国教育的一次“世纪行动”。它不仅指明了未来10年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以国家意志进一步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也让华夏民族对教育的初心重新萌动。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不到3个月，国务院将纲要确定的任务分解为190项，分别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等11个部门牵头，49个部门参与，逐项予以落实。根据任务分工方案，相关部门既科学分工、各司其职，又协调合作、勠力同心。　　

　　当了10年教育厅长，程艺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省里召开的高规格教育工作会议。会上，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的一席话，至今让程艺记忆犹新：教育投入要做大账、活账、长远账，宁可其他方面紧一点儿，也要努力增加教育投入，依法保证教育财政拨款增长高于财政支出增长。　

　　5年之后，教育生态焕然一新。各地涌现出的“教育书记”“教育市长”以及遍及全国的教育“一把手工程”，让教育成了政府优先发展的“政绩工程”，更成了老百姓的“幸福工程”。　

　　决策层“谋局”，各级政府“谋事”。　

　　将镜头拉到5年前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一所农村学校的操场。跑道上，几座老坟显得颇为扎眼，体育锻炼时，胆小的学生更是发怵不敢靠近。围绕着迁坟的事，历任校长没少花心思，各方协商却一直无果。　

　　如今，这几个坟头被列入“辖区内中小学多年来存在的问题需要乡镇、办事处解决而一直未能解决的”范围，如果这几座老坟当年仍不能迁出校园，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教育考核将被确定为不合格。在镇党委书记、镇长的高度重视下，困扰学校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在文件里、报告里、讲话里时常被提及的“教育优先发展”，也经历了由“被动语态”到“主动语态”的转变。“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正从墙上走下来，走进学校，走进教学点，走进教室……　

　　4%的世纪答卷

　　巩固好4%不仅要“开源放水”，还要重新规划沟渠的设计和水量分配，让“源头活水”流到最干涸的土地中　

　　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西单西边，教育部办公大楼坐落于此，北楼五层有一个“4%办公室”。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数字命名的政府机构。它被赋予的使命，是推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实现GDP总量4%占比的国家目标，2012年由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成立。　

　　比起对轨道交通、高速铁路等动辄万亿的“慷慨”投资规模，新世纪10年已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仍未到4%的法定目标。　

　　4%是摆在中国教育发展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如果这道题答不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4%，那么近，又那么远。1993年2.46%，2005年2.82%，2006年3.01%，2011年3.93%……在近年教育发展史上，没有哪一条曲线更能比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走势更牵动人心了。　

　　至今仍在北航校园忙碌工作的沈士团，已是满头银发，当过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他，有个著名的外号——“4%专业户”。当政协委员的10年里，他有9年连提一个提案——财政性教育经费要达到GDP的4%。　

　　4%不单单是个投入的数字指标，围绕这项政策目标的实现，在过去近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教育财政投入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这个角度，实现4%目标可以写成一部历史书，它是中国近20年经济社会发展在教育上的缩影，更记录了我国教育财政政策的变迁。

　　4%！2012年，教育界等待20年之久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这一目标终于实现了。这一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计划3781亿元，地方预算教育支出17800亿元，总支出将超过2万亿元。　

　　实现之后，来之不易的“4%”该如何发力？教育界人士重新思考如何管好用好经费，防止国力的虚耗；重视提升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做到公平与效益兼顾，少搞点锦上添花，多一点雪中送炭。　

　　如果把财政性教育经费比喻为水库，那么教育经费管理的重点既要持续不断地往里面灌水，确保达到4%的“最低水位线”，同时又要重新规划沟渠的设计和水量分配。巩固好4%不仅要“开源放水”，还要重新规划沟渠的设计和水量分配，让“源头活水”流到最干涸的土地中。　

　　从“优先发展”到“促进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这是一道更需要用智慧去证明的逻辑题。　

　　从“先”到“优”的历史转变

　　优质与均衡，是衡量教育优先发展的两个不同维度，却是同一归宿　

　　“教育优先发展”，字字珠玑，声声铿锵。在教育人口中，这六个字的重音，如今从“先”到“优”。　

　　这5年，政府工作报告教育部分的关键词，从“优先发展”到“优先发展、公平发展”，再到“促进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每一个词组的变迁，背后都是教育的沧海桑田、飞速跨越。　

　　在教育规划纲要的蓝图上，教育优先发展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而是必须以提高质量为前提的质的飞跃。优质与均衡，是衡量教育优先发展的两个不同维度，却是同一归宿。　

　　2013年的一天，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班仁乡班仁小学两层楼的食堂里，每个学生面前都是一大碗盛着土豆丝、黄豆芽、辣椒炒肉的菜盖饭。“班上孩子脸色一天天红润起来，我们当老师的看着都高兴！”老师说。　

　　从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从完善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到改善贫困地区薄弱校基本办学条件，从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到加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深化教育督导改革，到推进教育简政放权……中国教育的骨架正被这一锤锤掷地有声的改革举措夯得更加坚实。　

　　从提高生均经费到改善教师待遇，从修缮中小学校舍到配置先进教学设施，一项项政府的宏大投入，正在悄然改变中国教育的面貌。崭新的校舍，热乎的午餐，温暖的暖气，漆绿的球场，中国教育每一次的阔步飞升，都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里。正是这一个个细节，深深地刻画着“教育优先发展”的宏图大略。　

　　跳出教育看教育，在历史的列车急速向前中，教育不仅是其中的一列，而且是提供燃料的动力舱。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针对产业发展提到了一个新概念：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在工业4.0概念引领全世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今天，“再工业化转变”的浪潮给了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抢准内道，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它需要看清远、中、近三个方向，同时还需要利用弯道、高度灵活的驾驶技能。　

　　驾驶者，决定命运。　

　　“中国制造2025”呼唤“中国智造2025”。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19%，高技能人才的数量不足5%。处在从“低端制造”向“精品制造”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中国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大洋彼岸的例子是一个很好的借鉴。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中，由于就业紧张，更多人选择接受更高教育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10年后，美国青少年的高中毕业率从30%增长到50%，这批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当中，有技术工人、办公室职员，也有那些塑造了通用汽车、美国钢铁以及IBM等大型公司的经理们。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他们成了推动美国跃居世界超级强国的中坚力量。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离“中国制造2025”只有十年的时间，要实现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加速形成技术人才的金字塔结构已迫在眉睫。　

　　可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制造2025”不仅给了中国崛起弯道超车的机会，也给了中国教育弯道超车的机会。　

　　如同带来福特流水线隐喻着传统的螺丝钉式的、标准化的课堂教学一样，“工业4.0”生产流程的动态性、小批量、个性化生产也重新定义着上游智力供给者的教育形态。“工业4.0”模糊了设计者与制造者之间的界限，跨学科能力成为“工业4.0”时代的人才特征。每个生产者都将成为产品形态的设计者、创造者，所以即使是一线的生产者也需要掌握丰富的产品知识。　

　　这对中国教育的改变并非点滴，而将是一场理念上的全身手术。实际上人们已经嗅出了一些味道：打破粉笔黑板传授形态的慕课，以大学集聚区为核心引擎的知识创新“硅谷孵化器”的机制设计，交错融通的职业教育立交桥……　

　　改变从未止步。　

　　大国重教。所有的改变，都在更加深刻地宣示：中国一直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未动摇。而回报这个东方大国的，是正在阔步走来的“教育红利”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