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家庭将亲子关系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当然无可厚非。上几代人乃至更早以前,城乡市民家庭中的子女数量较多,亲子关系薄弱,不在少数的人们所拥有的成长记忆,带有被人遗忘、忽略的缺憾甚至痛苦。
上世纪70-80年代之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再伴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进,适龄夫妇生育的子女数量减少到一个或者两个,优生优育观念的社会普及水平也逐渐提高,这使得父母对于孩子的重视程度提高。当然,与之同时,上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里,当时的很多父母因为急于让孩子通过激活天赋、加倍努力来获得自己当年未曾获得的竞争机会、优胜资格,对孩子施加的压力过大,坚信严厉管教、机械训练更有益于孩子成长。这同样让孩子感受到痛苦。
当独生子女一代人成为父母,实际存在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式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严厉管教、机械训练及体罚不再被推崇,但很多家庭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宠溺孩子,夫妻中相对强势的一方通常也对孩子更为宠溺的一方,会为了关照、体谅孩子与另一方发生激烈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把亲子关系放在夫妻关系之上,相对于前者,后者的权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笔者赞同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相关专家的观点,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根基,只有建构好的夫妻关系,才能为亲子关系良好化打下基础,才能确保亲子教育的质量。如果夫妻关系出现严重问题,或者相对不为人所觉察的缺陷、隐患,亲子关系也同样难以避免走向畸形化,我们今天所说的“熊孩子”、过度脆弱的孩子等现象,实际上不光是家庭教育的直接结果,也与父母之间的夫妻关系的健康程度密不可分。
要改善夫妻关系,使之真正意义上成为亲子关系的基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确保夫妻双方共同参与到亲子教育之中。要实现这方面目标,不但应当更好的推动职工特别是育有未成年孩子的职工,依照法律和相关规定,每年完整休假,而且还应为增进父亲角色在亲子教育中的参与实践和作用,创造便利,父亲“育儿假”不失为一项可行而必要的举措。有关部门应当选择国内沿海、中部、南方、北方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和农村,就推行父亲育儿假的社会成本问题进行调研,如果要推行这项假期,需要就政府、用人单位分摊的社会成本作出部署,尽可能避免增加假期所导致的减少就业的负面问题出现。
还必须指出的是,要引导社会公众正确理解及改进现有家庭关系结构,鼓励父亲角色更多参与教育、陪伴孩子,还应调整相关的宣传理念。相关的正面人物宣传材料中,如非必要,应回避牺牲个人休息时间、陪伴孩子时间,加班加点完成非紧急任务等事迹,等等。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