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C的教室是设备齐全的会议室,学生是电视台的记者、编辑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毕业于首尔大学等名校,还有一些人曾常年驻外学习、工作。听了学员情况介绍,再看到几位已经两鬓斑白的大叔级学生,我更紧张了,怯生生地把准备好的“同学们好”换成了“大家好”。那一刻我才明白,我面对的不是一群调皮捣蛋的高中生,不用扯着嗓子维持课堂秩序,不用再用糖果点心哄着学生去学习。我面对的是一群学识、资历远远高于我的韩国社会精英,我要做的是要把课备充分,把课讲好,满足他们强烈的求知欲。
开始的几节课,就在互相摸索、互相适应的过程中过去了。虽然跟学生们用韩语交流无障碍,但我尽量用汉语授课。很多韩国人从小学习汉字,几位年纪比较大的学生更是写得一手漂亮的繁体字,所以他们对学拼音、学简体字感到非常不解,甚至向我提出疑义。本来面对他们就觉得紧张,一遇到问题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冷静下来以后,我想起了自己学韩语的经历——我们也是从韩语的辅音、元音开始学的,相当于汉语的声母、韵母。只有学会了拼读,才能更快地掌握汉语。在讲解拼音的过程中,我也会穿插介绍一些日常用语。为了让他们体会到成就感,我教学生下载了拼音输入法,让他们有问题就给我发信息。很快,信息的内容从最简单的“你好”到“我今天不能去上课了”,这样的进步让他们打消了疑虑,同时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们越来越热衷于给我发信息了。
但有时候学生的问题也会把我问倒。他们都是电视台工作者,有一位理事以前还是SBS常驻北京的记者,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新闻格外敏感。上课之前,他们会问我很多问题,比如:“刘老师,以韩国人的眼光看,像《来自星星的你》这样的韩剧并不如我们以前韩剧的水准,可是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火,能说说原因吗?” “三星手机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下降,中国国内品牌华为、小米在迅速崛起,您觉得理由是什么呢?”
一开始,我面对学员们理性而又充满逻辑的提问感到非常紧张,生怕措辞不当,产生“跨文化交际”的大问题,但他们那真诚的眼光让我平静下来。于是,每天的课前几乎成了即兴采访,我跟学员的交流越来越顺畅。看到他们对中国的误会渐渐减少、对中国的兴趣渐渐提高,我也会有一丝成就感。
在TBC上课的过程中,一些熟读经典的学生也会常常在休息时间“咏叹”一些古文,比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之类的。当他们用韩语吟诵出这些句子时,作为中国人的我更多的是惊讶——他们对中国经籍的了解,甚至多过了我这个中国人。事后我也会反省自己——若不是恰巧对古典文学多了些兴趣,万一被学生问倒,岂不是很丢人?所以在TBC授课期间,我加紧学习语言学、文学,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新闻,不断地充实自己。
渐渐地,和学员们熟悉了,我发现他们不仅接受能力强,而且和蔼可亲,甚至颇有老顽童的气息。他们会在课堂上做一些只有高中生才会做出的略显幼稚的事情,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我关怀备至。由于启明大学离TBC电视台很远,从第一节课开始,几位年纪较大的学生就尽心尽力地为我规划好回家的交通路线,并安排一位学生把我送到地铁站。
在TBC的授课已经结束了,但我还跟学生们保持着联系。前不久,TBC的一位大叔学生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到孔子学院,希望女儿在孔子学院继续学习汉语。而另一位学生马上要去上海、南京出差,他期待着这次来之不易的“汉语实习”机会。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荣幸和鼓励。回首在TBC授课的那3个月时光,我常想,如果自己更努力地备课、更努力地思考当下的中国、更努力地积累文学知识,会不会能让学生们收获更多?现在,更多的遗憾已经变成了动力,激励我继续坚定地走下去,朝着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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