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大学援非医疗队员：来自东方的白求恩

　　10月10日，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气氛肃穆，“爱的奉献——援非医生事迹报告会”在这里举行。

　　中国第十三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队长、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主任邓立普与学生座谈，往事一幕幕展开。

　　从1975年起，40年来，南华大学共向非洲塞拉利昂、津巴布韦两个地区派出医疗队10批25人次，获得湖南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援非队员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医疗技术，也践行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会后，记者走近这群“来自东方的白求恩”。

　　病房里的上帝

　　82岁的潘舜华退休在家，茶几上摆放着一本《友谊的丰碑》，杂志内夹着三张发黄的、四十年前援非时拍下的照片。

　　1975年，湖南省派出援非医疗队，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衡阳地区人民医院）的潘舜华是队员之一。

　　来到塞拉利昂，潘舜华看到的是仅有二三十张床位的、破旧的罗蒂芬克医院。

　　一位黑人母亲抱着孩子来求诊。小孩高烧41摄氏度，抽筋，呼吸衰竭，是疟疾！潘舜华紧急治疗，但病情反复，体温降下去了又上来，惊厥停止了一会儿又开始。潘舜华守了孩子十个小时，病情终于稳定下来。黑人母亲扑通一声跪下来，流着泪说“Thank You”。潘舜华将她扶起，黑人母亲将孩子冠以潘舜华的姓，改名为穆罕默德·潘。

　　“这是你们的中国妈妈！”一个黑人母亲指着潘舜华对自己的三胞胎孩子说。他们一家从外省来找潘舜华看病。孩子们都营养不良，潘舜华给他们打血浆，治好了。黑人妇女带着孩子在镇上住下来，几乎每个月来找潘舜华看一次病，疟疾、拉肚子、感冒……最后孩子们认了潘舜华做妈妈。

　　潘舜华治好了无数急症、难诊病人。当地医生说，因为潘舜华，罗蒂芬克医院的死亡率跟其他医院比是“小小小小的”。

　　每一名援非队员，都用精湛的医术为病人带去生的希望。

　　“邓医生吗？请到急诊部协助抢救病人！”第十三批队员、2013年援津的邓立普到医院上班的第二个月，接到抢救病人的电话。

　　病人严重浮肿，呼吸困难。由于体形太胖，心界没叩出来，肝脏也没触诊到，当地医生无法确诊。

　　邓立普赶到，为病人做检测。血压216/112mmHg，心率108次/分，端坐呼吸32次/分。颈静脉怒张，双肺少许湿罗音，双下肢凹陷性浮肿，阴囊水肿。30年的临床经验告诉他，患者为高血压病及严重全心功能不全。

　　清晰的救治方案和步骤呈现在邓立普的脑海中，利尿，扩血管，强心。“马上抢救！”邓立普下达指令。

　　按照邓立普的吩咐，电解质、心肌酶学、血糖及肌酐尿素氮血标本送检；注射加大剂量的利尿剂速尿；扩血管时没有硝普钠、酚妥拉明和硝酸甘油针剂，邓立普当机立断改用口服的ACE（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配好强心药，拔下输液器，掐住留置针不让血倒流，消毒接上注射器。邓立普轻车熟路操作着，周围医生睁大眼睛看，一名医生竖起拇指：“太棒了！”

　　“你是中国医疗队的队长？”抢救完成后，一名当地女医生用中文问道。她曾在温州医学院实习，“我十分留恋在中国5年的大学生活，看到您今天抢救病人的过程，仿佛回到了在中国医院实习的场景，严谨、有序、规范。”

　　与邓立普同一批的龙向阳，所工作的派瑞亚特哇医院是津巴布韦最大的公立医院，泌尿外科却只有3名顾问医生，医疗设备和水平也十分落后。在龙向阳去之前，由湖南省人民政府2012年捐献给医院的输尿管镜一直闲置。

　　龙向阳做的第一例输尿管镜下治疗是一个肾结石术后病人，D-J管未置入膀胱内，按照以往的治疗方式，需再次采取开放手术取出D-J管，创伤大、恢复时间长，病人痛苦。龙向阳采用输尿管镜治疗，5分钟便轻松将其管取出，手术室的护士连连称赞：“龙教授，干得好！”

　　这是他们第一次称呼龙向阳为教授，平常他们相互之间只以医生称呼。在津巴布韦，教授是尊称，意味着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更欣慰的是病人的认可。龙向阳在散步时，他诊治过的一位患者走上前与他握手，说：“龙教授，你是我的上帝。”

　　龙向阳曾问当地的花工，“这么多批医疗队，最记得谁？”回答：戴松。

　　第二批、1987年援非的戴松，成功完成不完全断手再植及大面积烧伤植皮手术，在当地引起极大轰动。同为第二批队员的陈建雄，因医术高超，被特聘为津巴布韦卫生部顾问，津方设立了“中国医疗队陈建雄奖”，每隔两年向成绩优异的护校毕业生颁奖。

　　第九批队员李天祥说：“我们很受欢迎，不仅所在国的病人、医生，甚至其他国家在那边工作的医生。”有一次李天祥跟一个刚果医生合作，刚果医生对病人说：“你很幸运，碰到了中国医生。”

　　四十年，援非队员救治病人总人数无法统计。仅第十三批队员两年任期内，共诊治门诊病人14661人次，住院病人6316人次，手术2473台次，麻醉2862台次，接生328人次，抢救危重症患者429人次，放射阅片31425份，开展医院科室讲座16次，培训当地医生和学生396人次。

　　先进技术为非洲人民带去了什么？

　　邓立普说：“津巴布韦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我们国家派出的每一批队员都是各科室的骨干。当然，仅靠我们医疗队是不够的，要把技术教给他们。我把体格检查法教给我分管的两个小组的医生，从此，他们脖子上的听诊器就不再只是摆设和身份的象征。康卯吉医生在乳腺癌诊疗中心开展工作，给当地的钼靶诊断医生开展培训；李学林医生将颈椎手术项目开展起来。龙向阳医生教他们用输尿管镜做泌尿镜腔手术。尹峰医生教他们臂丛阻滞及中心静脉置管……我们还利用讲课形式，让他们了解国内新技术新进展，通过大使馆，每年送十个当地医生到中国学习。通过这些方法，为他们留下了一批‘不走的医疗队’。”

　　刀刃上的舞蹈

　　“如果再让我去，我还愿意。”刚从手术台下来的李天祥说。他是第九、十批援津巴布韦队员。3年援非，他与那边的医生、病人、华侨结下了深厚友谊。唯一让李天祥心有余悸的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或病患者。

　　每年，艾滋病大约夺去13.2万名津巴布韦人的生命。而在医院，住院病人HIV阳性率高达40%，医疗队队员每天都与可能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患者的病人亲密接触。每一次手术都是在刀刃上舞蹈。

　　三次援非的刘增华，一次为一个粉碎性骨折病人做手术，助手递钢针给他时不小心刺伤他手指，而钢针上带着病人的血！刘增华脑袋嗡的一声，头皮发麻：万一病人是艾滋携带者呢？

　　刘增华宣布暂停手术，将手指上的血挤出。这是他第一次碰到这种意外。刘增华命令自己镇定下来，“事情已经发生了，但病人还躺在手术台上，多耽误一秒就多一分风险。”刘增华戴上手套，继续手术，暂停没超过60秒。

　　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津巴布韦政府不允许随意检查病人是否携带艾滋病病毒，医生只能随时做好防护措施。

　　骨科医生杨俊涛用钳子帮病人拔钢针，结果扎破了他戴的两层手套和手指；麻醉医生朱志全与医生一起做人流手术，医生甩了一下吸引管，管子里的血被甩出来，溅到朱志全眼睛里。脊柱外科医生李学林两次遇险，一次刀片划破手指，一次血溅到眼睛里。万幸的是，他们没被感染，他们也没有因这些危险而打退堂鼓。

　　刘增华说：“三次援津，我有7次在手术时割伤手指。有一次检测出来，病人是HIV阳性。说实话我很紧张，等待诊断报告像在等待宣判，这一个伤口可能就改变你的命运。但是我想，因为手术感染上艾滋不可耻。每一个援外的人，都做好了可能被感染的思想准备才来的。每一次手术都如一场战斗，倘若医生为救病人而牺牲，没有耻辱，只有光荣。”

　　医疗队在津巴布韦驻地的墙上，写着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援外医疗队的精神——“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

　　月光下的离愁

　　中秋月圆。邓立普端着酒杯，想着月亮也是这样照着家里。远离家乡和亲人，医疗队员们吞咽下多少离愁别绪。

　　第九批、2003年援非的杨俊涛出发前往非洲，爱人和5岁半的儿子送他去长沙。路上儿子晕车，无奈返回，杨俊涛只能继续向前。

　　杨俊涛每周往家里打一次电话。杨俊涛和中央电视台原主持人郎永淳长得有点像，电话里，爱人对他说，儿子每次在电视上看见郎永淳，都会对着喊爸爸；有人敲门，儿子立马跑到门边，说“爸爸回来了”。杨俊涛笑着笑着，一阵心酸。

　　家中两岁的女儿也是李学林的牵挂。每天当地时间下午1点和女儿视频通话，是李学林最开心的事情。有时深夜想家，他只好一遍遍翻看家人的照片。

　　李学林每天与家人联系已是莫大的幸福。第二批援非队员，想家，但家里没电话，更不要说网络。去的队员中只有队长陈建雄家有电话，过年时，队员的家属集中到陈队长家接电话，一年仅此一次。第六批队员朱志全每月给家里写一次信，从津巴布韦寄出去，要一个月才能到达。去非洲时，朱志全带了8支牙膏，平均每三个月用一支。牙膏快用完时，他知道，快回家了。

　　在才到非洲6个月、远不到“快回家了”的时候，龙向阳“闹”着要回家。

　　那天龙向阳生日，队员一起出去聚餐，喝了啤酒。回来后大家都睡下了，听到有人在拍打住所的大门。队友康卯吉起来一看，龙向阳背着包，提着水壶，边拍门边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往年生日，妻子做上一桌好菜，一大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吃上一顿，龙向阳还会和岳父喝上几杯。而就在生日前不久，岳父去世，远在异国的龙向阳无法回去尽孝，成为他的隐痛。

　　得知岳父去世，龙向阳心中焦急，他怕爱人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不能操办好后事。龙向阳打电话回家，爱人对他说：“不用担心，学校、医院都派了人到家里来帮忙操持。”

　　学校及各下属医院了解队员的艰苦与牺牲，积极做好后勤工作，队员家里有困难，第一时间帮忙解决。

　　邓立普家属反映家中电路有问题，后勤保障部立即派人解决问题；李学林爱人在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工作，单位离家较远，不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学校和医院将她调到离家较近的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逢年过节，南华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人员都要去看望慰问队员家属。

　　当初，他们怀着怎样的情感去到非洲？

　　潘舜华接到援非任务时，爱人黄疸型肝炎才出院，小儿子才5岁。她左思右想最后选择去。“我是孤儿，是国家培养我长大的，支援非洲，为国家作贡献是应该的。何况国家选中我，是对我人品和技术的信任。”

　　刘增华也是抱着光荣感去的。第一次去是作为第三批队员，征集第八批援非队员时，他又报名。第八批队员回国时，津巴布韦两次提交外交照会给大使馆，请求刘增华留下来。已经两年没回国了，想到再留下来又是两年不能见到家人，刘增华有些犹豫。

　　“你代表的是国家，不仅仅是南华大学。而且你还是共产党员。”南华大学附属二医院院长罗志刚给刘增华做思想工作。大使馆袁南生大使也说：“刘教授，津巴布韦是我们全天候的朋友啊！”

　　于是，刘增华又留了下来，并被所工作的医院聘为科主任，在他的指导下，该院开展的颈、胸、腰椎部手术、人工关节置换等高难度手术在当地和周边地区产生了极大影响。

　　苏小磊要去援非时，母亲中风才略有恢复。党员母亲对他说：“作为我唯一的儿子，我不愿意你去。但既然是国家的任务，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能照顾好自己，你安心去吧！”援非期间，母亲再次中风住进医院，苏小磊没有回家，因为：“母亲理解我，支持我。”

　　接到院领导打来的、让他作为第十三批医疗队队长带队援津的电话，邓立普说：“给我点儿时间跟家里商量一下。”邓立普已年过半百，他怕自己不能胜任。没想到女儿说：“条件艰苦，却是一件伟大而崇高的好差事，应该去。”女儿还帮他做好了爱人的工作，于是邓立普安心离家。

　　邓立普不是没有牵挂。父母谢世，每到清明、春节，他都面朝东方，备上一杯黄酒。邓立普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父母坟前祭拜：“儿子平安回国，圆满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龙向阳援非受到两个人影响。“我读小学就知道白求恩大夫，知道大爱无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必要去帮助仍处于水深火热、缺医少药的非洲兄弟们。在科室我是第二个接受这项光荣任务的人，我的杨德敏老师曾两次援助津巴布韦，我敬仰他甘于奉献的精神。在那边，我深切体会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在于常往来’。我们收获了友谊，赢得了非洲同行和病友的称赞。回国后我仍与津巴布韦同行保持联系。我们是医生，更是友谊的使者。”

　　南华大学党委书记邹树梁说：“积极支持国家的援非事业，派出优秀医疗队员并做好后勤工作，我们南华大学做了该做的事情。医疗队员们在非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也给南华大学的学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延伸阅读：

• ·南华大学援非医疗队员：来自东方的白求恩(2015-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