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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光复震旦续文脉

发布时间:2016-01-28 01: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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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1932年，马相伯亲笔题写的“还我河山”

　　在重庆北碚嘉陵江畔，黄色小楼“登辉堂”前，“国立复旦大学”的校牌完好如初，守望着2000多名复旦师生在这里曾经度过的抗战岁月。谁也无法想象，战火硝烟中，400多名师生从千里外的上海，一路背着行李，西上庐山，再迁重庆，几经辗转，受尽困苦曲折，落脚北碚，其“V字形”内迁路程之远，堪称内地大学“长征楷模”之一。九年于斯，艰难创业，办学育人，与坚守在上海的师生并肩抗敌，记录复旦大学不屈不挠、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追求，更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一个缩影。　

　　“V字形”内迁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中方死伤33万余人，这是抗战史上伤亡最惨烈的战役。　

　　复旦大学现存的影像资料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日军从老校门冲进来，在草坪上生火做饭。当时复旦最为宏伟的教学大楼，名曰简公堂，也被日军掀翻屋顶，复旦校园成为战场。　

　　193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人来沪，指令上海复旦、大同、光华、大夏四所私立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各自筹款内迁。大同、光华以经费无着退出，复旦、大夏则组成复旦大夏联合大学，成为中国抗战时期最早以联合大学命名的学校。　

　　联大分为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由复旦副校长吴南轩领导，迁往庐山；第二部由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领导，直奔贵阳。　

　　第一部师生900余人于1937年11月初抵达庐山，租借山顶牯岭镇的房子办学。谁知12月初，上海战事结束，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庐山不稳，人心惶惶。吴南轩干脆发布通告，称第一部决定下山，乘船溯江西上重庆，再转道贵阳，与第二部合并。复旦学子以江浙籍居多，通告称，因路途遥远，愿意走的学生一起下山，不愿去的派发路费。900多名师生，最后只有400余人跟随。　

　　12月底，400余师生乘永利轮抵达重庆，贵阳方面传来消息，校舍无着落，第一部遂决定借重庆复旦中学结束学期课程。1938年2月，鉴于现状和事实，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解体，各自独立办学。　

　　1938年底，复旦在北碚嘉陵江北岸东阳镇落脚，借龙王庙做课堂，煤栈空房为学生宿舍，教职员工则散居东阳镇、黄桷镇。　

　　经于右任校友推介，复旦选择嘉陵江南岸的东阳镇夏坝作为永久校址。“夏坝”原名“下坝”，陈望道先生以“华夏”的“夏”重新命字，以表达复旦师生的满腔爱国之情。复旦在夏坝破土兴业，纠工起屋。附近民众闻复旦在此建校，多有将自己私有零星土地捐赠复旦或廉价售与复旦者，四川省政府亦赠6万元资助建校。随后，登辉堂、相伯图书馆、博学斋、笃志斋等复旦校舍相继建成。　

　　北碚夏坝，从1938年2月到1946年5月，复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除了积极抗日，也发展壮大了自身，到东返上海时，师生已逾2000人，发展成5个学院22个专业。“在复旦110年发展史上，其一，重庆时期复旦大学实现了从私立到国立的体制转变，国家对复旦的投入大增，学校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这是吸引名师来校的先决条件。其二，吴南轩和章益两位校长竭力延揽科学文化各界名师，师资得到较大充实，专任教授比例大增。其三，学生来源由原先以工商子弟为主到以清寒学生为主，学风变得朴实了，私立时期办学商业化的弊端彻底根除。这些都为今后复旦腾飞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钱益民说。　

　　抗日战争期间，复旦分为两部，一部分迁往重庆北碚，一部分留在上海赁屋复课，迁入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未匝月，再迁仁记路（今滇池路），最后租定赫德（今常德路）。上海环境繁杂，办学艰辛，所有系科设置、招生人数、学生学籍、毕业生资格审定，均需由渝校转呈教育部审核备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环境益加险恶，汪伪特务密布，日本宪兵横行，补习部一度宣告停办。后改名笃正书院，以谋开学。未几复名上海补习部，对外称私立复旦大学。　

　　老校长李登辉为防复旦跌入汪伪陷阱，提出办学“三不原则”：一不向敌伪注册；二不受敌伪补助；三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宁可停办。在敌伪环伺的情况下，学校坚持不教日文。李登辉匿居深藏，杜门不出，可对学生在政治上仍极为关心，他通过为毕业纪念册写序的方式，教育学生“发挥牺牲与服务的精神以爱护其国家，抵御不良环境的诱惑”。上海补习部苦苦支撑，直至抗战胜利。　

1933年，参加华北抗日救护队的复旦学生

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霞飞路校舍

　　严谨治学的名师

　　这是一份星光璀璨的名单：　

　　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顾颉刚、吕振羽、方豪、任美锷、陈子展、章靳以、曹禺、马宗融、梁宗岱、方令孺、洪深、樊弘、李蕃、张明养、潘震亚、韦悫、张光禹、卫挺生、赵敏恒、李仲珩、邓静华、钱崇澍、秉志、童第周、张孟闻、卢于道、陈维稷、严家显、吴觉农、毛宗良、陈恩凤……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成为当时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迁移到重庆的大学数十所，包括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许多全国著名文人、学者、科学家聚集在重庆，仅北碚就设有“中央研究院”的下属单位、国立编译馆等学术机构。复旦自改国立以后，经费较前充裕，又注意建筑教授宿舍，聘请了不少著名学者前来任教，上面的名单皆是复旦的教师。群贤毕至，名师荟萃，照亮了北碚的天空。　

　　有幸目睹这些大师风采的复旦校友们现在已近耄耋之年。曹越华，97岁，复旦1938级校友，深情回忆了几位恩师：陈望道，新闻系主任，在学生们眼里，他不苟言笑，长袍裹身，一派传统学者的风度，授课时极为认真严肃，但往往是深入浅出、条理分明；曹禺，课堂上，他讲授《莎士比亚》，对莎翁的全部著作了如指掌，各剧台词倒背如流；蒋碧薇，常戴女士洋帽，身着西式服装，那种法兰西上流社会女性风貌的打扮，颇引人注目。她的法语十分流利，发音准确，且涉猎广泛，其学识融合古今中外。　

　　彼时，每个复旦学子都有自己对名师的记忆，在艰苦的条件下，师生们以乐观的精神刻苦治学。复旦老校友蔡可读在回忆文章《夏坝岁月》中这样描述：太阳刚刚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着三两成群的同学在学习了，有的则坐在沿江的茶馆内备课，或争辩着国内外大事。不少学术报告会是在沿江某个茶馆内举行，听众可以自由参加。座位上一杯茶，一支蜡烛。有时很静，有时则笑声不断。　

　　校长章益曾留学美国，教师中留学欧美的也有不少，在复旦的教学管理上，很能体现向美国学习的特点。比如，复旦是采取“学年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学制，转院、转系的限制不太严，二三年级一般可以转学。学校的行政领导和管理工作，都由教授担任，能把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融为一体。学生对校长、院长、教授都一律称“先生”，以摒弃官府衙门称官衔的陋习。　

　　“重庆时期复旦科研的特点是根据大西南自然资源及社会急需。”复旦大学档案馆杨家润介绍说，学校新增垦殖专修科，与中国茶叶公司合作办茶业专修科、茶业组、茶业研究室，开中国高校设茶业专业系科之先河，为抗战农业经济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之后，增设农学院，开办实验农场，为学生创造有利条件，使垦植学识与农业实践相结合。研制成“复旦白酱油”、“复旦番茄酱”，成为北碚家喻户晓的名牌产品。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回迁上海，但它在重庆的历史并没有终结。1946年，留在重庆的教授许逢熙等在原址发起成立“相辉学院”，从1946年到1952年，总共办学6年多，培养出了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玉米大王”林季周等著名科学家和建设新中国的骨干人才。　

梅汝璈的请假条

　　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70多年前的嘉陵江畔，每天天刚亮的时候，一群热情的青年就聚集在山上练习唱歌，悲壮的歌声与嘉陵江上船夫的呼喊相呼应着，他们想用集体的歌声呼唤起嘉陵江上的六万居民的爱国情怀。抗战文艺习作会、复旦歌咏队、课余读书会、民众夜校、复旦剧社……进步师生仍保持固有的革命民主作风，在抗日救亡爱国思想的引导下组织过各种活动。　

　　抗战期间，重庆复旦大学是大后方著名的“民主堡垒”之一，复旦的中共地下党员组成的“据点”，团结民主教授、进步同学积极开展斗争，被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认为是学校工作的典型和模范。　

　　陈望道曾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而陈望道最为人知晓的，是他1945年创办了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复旦大学新闻馆。进步师生在夏坝新闻馆（被认为“夏坝的延安”）收听延安广播、出版各种壁报，还专门组织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讨论会，老舍、陈望道、丰子恺等教授在发言中，强烈抨击国民党打内战的政策。　

　　复旦西迁重庆以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漆鲁鱼来校与地下党员沈大经取得联系，逐步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1938年秋，随着商学院、新闻系、经济系迁往重庆市区菜园坝，地下党支部也分为2个。在菜园坝，党支部发动学生组织课余读书会，建立妇女慰劳会支会，筹办民众夜校，编辑《复旦新闻》，进行抗日宣传。在黄桷镇，党支部成立抗战文艺习作会，出版《抗战文艺》大型壁报，邀请进步作家来校作报告，参观煤矿、调查矿工生活，举办平民夜校，提倡抗日教育，搞得轰轰烈烈。　

　　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校内传出要逮捕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消息。在中共北碚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学校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20余人全部安全撤离，留下的个别党员，也暂时停止活动。　

　　1943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在复旦成立了“据点”。这种“据点”，无名称、无章程、不定型。杜栖梧、杨育智（后改名何燕凌）、金铿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酝酿串连，和张增淮（后改名宋铮，女）等7个共产党员组成“据点”。“据点”成立以后，在校内组织起一批进步学生团体，出版了《夏坝风》，《文学窗》等壁报。复旦“据点”还组织各种进步学生团体，如十月同盟、复旦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北碚地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组织。当时，参加各种进步团体的学生有120多人，团结了700多学生，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从1944年春天开始，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党军队溃败，丧地千里。12月2日，日军前锋到达贵州独山，重庆震动。复旦“据点”发动全校师生讨论形势，名曰“国是讨论会”。许多同学提出，如果日寇打到重庆，则准备就地打游击。洪深教授提醒大家，“打游击不仅要准备草鞋，而且要多带盐巴”。其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布置青年学生深入四川农村，复旦同学去了一批，并在农村建立起新的“据点”。　

　　1945年春，新四军五师开辟中原解放区，要求南方局输送干部。复旦“据点”动员的去中原解放区和其他解放区的学生有100多人。正是在这一场场的斗争中，复旦师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去迎接黎明前的战斗。　

复旦大学聘请陈望道的聘书存根（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浴血奋战的进步师生

　　在现在的复旦大学档案馆，有一张请假条，牵引出由上海飞往东京审判的正义之旅。　

　　请假条是复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梅汝璈写给校长章益的。1946年，梅汝璈作为国民政府出任“远东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参加东京审判。在向时任校长的章益先生请假后，他在上海的江湾机场乘机前往东京。在长达两年的审判过程中，梅汝璈坚持法律原则，在法官席位之争、坚持死刑处罚和起草判决书等关键时刻，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　

　　复旦的创始人马相伯，抗战期间已近百岁，多次发表国难广播演说，卖字筹款，被称为“呼号抗日老青年”。马相伯的孙女马玉章曾回忆说，爷爷写一个“寿”字卖30元，写副对联50元。当时爷爷的一只脚是坏的，需要两个人扶着他，就这样一只脚站着写字。“就那样30块、50块地写，爷爷筹了10万元”！　

　　淞沪抗战前，颜福庆先生被推举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席，总负责全市救护工作。在颜福庆等教师的带领下，上海医学院（2000年与复旦大学合并，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师生此前已经有多次战地救护的经验。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师生踊跃报名参加医疗救护工作，组成了两支救护队，成为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的骨干力量。这支战地救护队，一直坚持到淞沪抗战的最后一刻。自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由上海市各医院收治受伤民众和士兵19539人，其中由上海医学院收治的占了总数的近30%。　

　　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黄桷镇的复旦大学，教师宿舍王家花园被炸毁，孙寒冰教授殉难，年仅37岁；同时罹难的有文摘社书记汪兴楷，学生陈钟燧、王茂泉、王文炳、刘晚成、朱锡华等6人，全校师生同声哀悼。　

　　黄君珏，复旦经济系学生，出生于官宦之家。193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24日，日军3万余人，直扑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八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新华书店驻地。黄君珏将年仅2岁的儿子托付村里一位老乡后，带领10多位同志，奋战了七昼夜，未能突出重围，子弹已全部打光，黄君珏也身中数弹，她高声喊道：“同志们！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宁死不当俘虏。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跳山崖，以身殉国！同志们，跟我来吧！”她把手枪砸烂扔掉，趁敌不备，纵身跳下悬崖……　

　　八年抗战中，复旦学生投笔从戎者计有800余人。其中，为国捐躯者有梁添成烈士，在日机轰炸重庆时，驾机阻击，座舱中弹而殉国；有黄天烈士，与日军作战时牺牲于遵化杨家峪。

　　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一腔腔坚守民族气节的热血，一个个守护复旦传统的灵魂，今天的我们，只能从残存的史料和历史见证者那里听得片言只语，进而还原这段极其困苦曲折又极其辉煌荣光的历史。在重庆的嘉陵江畔，有四座简易平房，是当时的教室和宿舍，分别以复旦校训命名为博学斋、笃志斋、切问斋、近思斋。而今，经过战火洗礼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依然在影响着复旦年轻学子，老校长李登辉总结的“团结、服务、牺牲”的大学精神也成为滋养复旦人的财富。正如李登辉所说：“今日诸生步出复旦之门，终生将留有复旦之符号。”　

　　这就是传承，这就是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