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认为,杀年猪过于血腥暴力,会“吓着宝宝们”,不利于学生心理和人格发展。
蒲公英评论作者王林川认为,杀年猪的场面过于血腥、暴力,且以现场屠宰动物的方式来讲解其身体结构,并不符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很可能对其人格养成造成不良影响。从人与动物的关系层面上来看,人类如何对待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家养动物,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敏感话题。在利用动物的同时理解动物并给以适度的关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做法。继承传统文化固然重要,但学校教育与现代文明携手共进更为重要。
泉州晚报刊发《传统文化教育别变味》一文认为,传统文化教育在于培养人们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实践活动着眼点很多,何必组织看杀猪?网络的一些游戏已经够血腥了,再组织学生看杀猪的现实血腥场面,不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但也有观点认为,杀猪宰羊乃生活真实,如今的很多成年人小时候在农村都经历过,事实证明并不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
网友“@范子军”说:“杀年猪虽绕不开‘杀’,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点和意义显然不在杀,更非杀猪过程的‘围观’与‘欣赏’,而在于背后蕴藏的农耕文化和乡土人情。况且,在农村杀猪现象很常见,不少农村孩子都亲眼目睹过,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蒲公英评论作者胡爱萍写道,在几十年前的农村,哪个孩子没见过杀猪宰羊?没有现实依据表明孩子们会因此变得冷血,变得不敬畏生命。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只要它不违法暴力,属于生活真实,我们就不能因为它显得血腥而对孩子们屏蔽掉。因为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我们以保护其幼小心灵为由,屏蔽掉正常生活的实景,那么,他什么时候才可以接受这些生活场景?事实上,年龄越小,越易于接受这些生活真实,在这种静态适应的过程中认识社会。
两种观点看起来都各有道理,但还是没说清楚一个问题:“杀年猪”的民俗文化进校园,究竟别扭在哪?
蒲公英评论作者程骞提出,一些旧年俗是生活艰辛的农耕社会的产物,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社会的进步,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土壤。从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角度看,优秀传统文化才值得我们传承。显然,杀年猪的习俗跟优秀传统文化不沾边,没有继承和发扬的必要。把杀年猪引进校园,当成课程来开发、实施,显然是曲解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含义,以此教育学生实在不符合现代教育精神。
蒲公英评论作者胡爱萍分析认为,当下社会,文化多元,不可强求统一。尤其是一些极具时代特征的风俗、文化、礼仪,已很难推广普及。失去了依存的社会环境,失去了合适的时代土壤,再好的苗儿,也终会枯萎。不妨让一些文化现象顺其自然、归复常态。可以让孩子们了解“杀年猪”,但不必让杀猪场面“进校园”;父母尚未年迈,也不必强求孩子给父母洗脚,只要孩子懂得孝敬,父母需要时自然能做到;如果成年人的世界里早已不存在跪拜礼,那就不能强求孩子们磕头。
中国教育报发表《悟“道”为先,继而求“术”》一文认为,见诸报端的传统文化培训要求女生下跪体验所谓妇道,学校用儿童古装诵经替代升旗仪式,名目繁杂的成人礼、开笔礼、拜师礼、奉母礼,都让人不知所措。教育者需要向当代中小学生阐释的,是古礼倡导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的精神,而非叩首作揖、恭前倨后的僵死仪节。任何时代都有一定的社会规范,当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遵从这样的规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传统文化也自然一脉相承。从古人的日常琐细如写字、穿衣、饮食、交游、奉上、待下、侍亲、敬长中体会,诵经万卷不如向师长问好,珍惜粒米胜过做十万罗刹道场。从我做起,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即达于传统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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