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压缩中职规模做法不一定适宜推广
生源危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很多地区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那么,北京市的这一压缩中职学校规模的做法,是否适合在其他地区推行?很多专家和职业院校校长认为,要视当地经济产业的发展等实际情况而定,不能盲目。
“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经济产业结构、文化传统有关,其他地区的中职学校怎样发展,得具体分析。”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高卫东说。
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邢晖看来,压缩规模不仅仅是中职学校的问题,高职院校、普通高中也同样面临。这也不是某一个市的问题,其他省市也会有,因地制宜最重要。
“北京的情况不等于全国的情况,北京特殊,随着产业的发展,劳动力、人口的素质肯定也要升级,北京可能就面临一个学历相对趋高的现实,所以要压缩中职生的规模,提高高职、大学生等高学历人群的比例,但是其他地区,不一定是这样的状况。”邢晖认为,要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适应学龄人口下降的趋势,就要把职业教育做大做强,就要允许和鼓励职业教育发展的多种模式。
邢晖认为,让一部分中职学校“先死”或缩减,有利于活下来的院校。“这是个效率问题,不是不重视中职教育。缩减规模是提升效率的一种方式,一些做得好的中职学校还可能因此扩大规模,做强做大才是最重要的。中职学校的发展要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邢晖说。
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认为,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已经成熟的模型,不同地区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有计划地做好职业教育本土化发展的设计。不同的地区要追求职业教育的丰富多彩,要把为学生服务、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任何事情都不能“一刀切”。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校长邬宪伟认为,如何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要看两个维度,一个是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一个是自然人群中不同特点的人分布的自然比例。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都面临转型升级过程中,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岗位数发生变化的问题,把较低端的产业移出去,发展三产、高端的产业,也就提高了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提高了就业门槛。
“但是,教育的本源是以人为本,是让人有更好的发展。国家提出教育要‘服务发展’,不仅仅是要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要服务人的发展。”邬宪伟强调,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城市发展要求学历层次提高,就都让大家去读高中、读大学,而不分析这些孩子是否适合读,有一部分孩子就是适合读中职学校的,做厨师他会做得很好,他们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而不是硬让他们去学3D打印。
邬宪伟认为,上海在探索另一种中职学校的发展路径。即不轻易兼并、关闭、缩小中职的发展规模,而是做“嫁接”,在满足学生接受中职教育之后,可以选择继续提高学历层次,“把这些通道都打通”。
更重要的是,他会努力去改变家长“唯学历”的观点。每年新生开家长会,邬宪伟都要花很长时间给家长讲“如何让孩子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希望改变他们的理念。“进我学校的学生,刚开始有90%的学生要考大学,但是到毕业的时候,真正要考大学的不超过35%,他们的受教育理念正在发生变化,逐渐明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邬宪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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