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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来说,吸引和留住人才是发展的关键。资料图片
时下,在海外的华人圈中,不再流行为实现绿卡梦、定居梦而艰苦打拼,而是吹起了一股归国“创业梦”,“国内机会更多,应该回国发展”成为华人圈子的热门话题。
这一切,都源于中国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同时,政府积极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等简政放权举措,从政策环境上放松管制,降低创业成本,培育创业创新土壤,加速了中国海归“创业潮”的到来。
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这一群体为例,“千人计划”实施6年来,已分十一批共引进5208位创新创业人才,其中创业人才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创办企业近1000家,创业领域覆盖七大战略性新兴行业。
虽然,国内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对海归创业者充满吸引力,但是仍有不少海归创业者反映,国内的市场环境和人情关系,让他们颇有些水土不服。
据《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49.1%的海归创业者表示曾有失败的经历。海归认为在回国创业方面的劣势主要集中在不适应国内人情社会,难以获得发展机会、不熟悉国内市场环境,战略制定不当、不会与政府打交道,遭遇行政审批阻碍等。
特别是那些长期生活在国外、拥有“高精尖”技术的“千人计划”专家,要走出“实验室”,实现“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完美结合,并非易事。“创业梦”虽然吸引人,但圆梦之路仍遭遇种种水土不服。
调适期
如何学会与政府打交道
“在国外与政府打交道,有相对透明公开的渠道。办事直接在网上查询申报,只要产品符合规定,一般都能通过审核。但是在中国,政府政务服务体系、平台还不健全,一个申报项目往往能拖几个月甚至更久。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做错了,还是说我需要找人打点‘关系’。”
“国内良好的创业环境是吸引我回国创业的主要原因。”包头市汉诺威工业装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栗世芳表示,“国家鼓励大众创业,相关创业扶持政策非常给力,在国外根本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尽管归国原因不尽相同,但是从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家突然回国,办事流程突然繁杂,原有关系网断裂,水土不服几乎是海归创业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栗世芳于2001年赴澳大利亚留学,先后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及巴拉瑞特国立大学完成两个工程硕士学位的学习、研究。2008年回国后在包头市国家级稀土高新区自主创办包头市汉诺威工业装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专门从事能源开发利用。
“做企业和搞研发不一样。”栗世芳深有感触地说,“以前在澳洲企业做研发,工作比较单纯,就是带领团队搞技术研发,别的事情都不用管。现在自己做企业,既要做研发,又要搞管理,还要筹资金、跑市场,事无巨细都要管,真的很累”,为了更节省时间,栗世芳剪掉了一头齐腰长发。
“在国外呆久了,就会潜移默化地适应国外的那一套体制,思维也被改变了。”栗世芳表示,大部分海归创业者和她一样,回国后都会有一个心理过渡期和调适期,“在国外与政府打交道,有相对透明公开的渠道。办事直接在网上查询申报,只要产品是符合规定的,一般都能通过审核。但是在中国,政府政务服务体系、平台还不健全,一个申报项目往往能拖几个月甚至更久。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做错了,还是说我需要找人打点‘关系’。对于一个长期在国外尤其是搞学术的人来讲,回国要适应国情,有点难。”
广州开发区一家生物医药技术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国外留学多年后回国创业,团队里都是留学海外的科研人员,大家不缺技术和激情,缺少的是社会经验。
“例如科研经费的申报,各式各样的纸质版材料可能要几十份,同时递交给多个部门。只要其中哪个环节卡住了,申报就进行不下去。当你问工作人员到底是哪里出错了,一般得到的都是部门间互相推诿及‘不知道’的反馈。”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外留学的技术人员,主要以技术见长,技术方面又偏重于理论见长,国内创业之初与政府打交道特别多,确实抓瞎。
记者采访发现,高技术归国人员认为国内外的商业环境还有很大差距,做事方式也完全不同。创业之初,产品虽有技术优势,却难以打开市场是创业者时常面临的问题。多位“千人计划”专家坦言,“在国外买卖是很简单的事,只要产品价格合适、质量满意,买卖双方甚至不用见面,发封邮件就能完成交易。而国内人情社会凡事讲关系,需要协调的关系太多,请客吃饭应酬不断”。另外,一些领域市场化程度还不够,甚至还存在一些隐性壁垒,民企研发的产品想进入很难。
有落差
配套政策对新技术跟进不及时
海外高技术人才带回的先进技术,虽然填补了国内的市场空白,但政府相关的配套政策对于新技术跟进“不及时”,企业“创新”与政府“用新”速度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外先进技术的落地。
《报告》指出,海归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新生物工程/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贸易/批发/零售业、高端装备制造、文化创意产业、节能环保这几个领域。其中,选择在新生物工程/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创业的海归占比达18.6%、13.6%。
海外高技术人才带回的先进技术,虽然填补了国内的市场空白,但政府相关的配套政策对于新技术跟进“不及时”,企业“创新”与政府“用新”速度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外先进技术的落地。《报告》显示,约41.7%的海归人员表示国家的政策很好,但在执行过程中需要贯彻落实。
在资源大省内蒙古,栗世芳表示,几年前,地方政府更关注的是企业规模有多大,产值有多大,能解决多少就业人口。“至于企业产品自动化程度有多高,用了哪些先进理念,是否和工业4.0接轨,政府都不是很在意,甚至有时候还会认为企业生产线上的人太少,满足不了当地的就业需求。对于当地发展等于没作贡献。”
如今,随着“工业4.0”概念的普及和“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内陆省份也开始意识到利用新技术可以更高效、环保地利用资源。但是,在从引进国有大型企业向民营科技型企业转变过程中,政府有点“无从下手”。
“作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把我当‘宝贝’一样,尽可能地帮助我的企业落地发展。但是,由于很少接触初创型科技企业,政府并不知道企业需要什么,该项技术该怎么运用,推广中需要哪些扶持,有时候政府给的,并不是企业想要的。”栗世芳坦言,这就意味着我不仅要负责科研创新到成果转化环节,有时还必须跟政府解释技术问题,甚至参与进政府的规则、政策制定等工作中。
广州一家致力于食品安全检测企业的负责人与栗世芳有一样的烦恼,对于初创型企业,政府有时少了点耐心。他表示:“研究工作就像盖楼房,水泥都有一个硬化的时间,房屋也需要一个检验期,并不是随口说一天想盖多少层就能盖多少层的。否则就算速度提上去了,后续的安全隐患会陆续出现。所以成果的等待时间就要很长”。
此外,另一位归国创业的专家告诉记者,因为公司研发的产品有些是填补市场空白的,这些产品并不是你自己说安全就可以推广运用的。这其中有很多法律法规的限制,还有各个行业的条规限制。“做填补空白的事,就需要我们企业推动整个行业去调整原本的规则,而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这是很困难的。”
人才荒
千金难找专业人才
“千人计划”专家归国创业更多是针对“高、精、尖”行业,更需要的是与之匹配的“高大上”专业人才资源。
2011年从美国回国,在广州开发区创立了普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曾毅认为,目前国内人员流动速度快,整个社会稍显浮躁,怎么培养并留住人才对企业来说十分迫切。
曾毅分析说,受制于国内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中,相对缺乏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环境。同时,国内整个科研体系尚未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科研体系,专业的高技术人员很多还是流向高校及科研院所。
不过他表示,广州的创业环境在国内来说已经是相当好的。尤其是广州开发区对创新企业很支持。但是,从事生物医药领域的专业人才还是相对缺乏,暂时也没有形成生物医药的产业集聚。上海、苏州就有很多做生物医药的企业聚集,人才储备也相对充足一点。“形成产业链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有人才聚集过来,所以产业链的形成很重要。生物医药产业在国内还是一个新兴产业,即使开发区这边很支持,还是需要时间培育发展。”
2002年从日本回国创业的广州迪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石磊告诉记者,迪澳生物最初的研发力量来源于自己的学生,目前公司的研发总监也是由几个毕业的学生担任。同时,公司也和华南农业大学合作,科研机构提供项目和研发力量,企业负责项目落地。
但石磊仍然觉得,在广州,生物医药领域的人才集聚不如江浙一带多。而且,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和企业实际需求不是很匹配。“企业和高校的出发点不一样,高校更多的是培养理论性很强的人才,理念往往还停留在‘实验室’。‘实验室’的成果要转化成实际的产品跨度是很大,难度也大。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如果没有刻意往成果转化去引导的话,一般很难准确判断科研成果是否能转化,转化到什么程度,与市场需求是否符合。”
此外,一些“海归牌”初创企业也面临着“资金荒”。
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但行业的高速发展却未能引发投资热潮,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内生物医药产业陷入了“资金荒”。
产业初创期的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困难,资本市场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对其关注甚少。“在企业初创的5年内,大部分处于种子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广州市科创委主任马正勇说。
广州康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归国留学人员创办的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2002年创立初期企业研发资金极度匮乏,公司利润为负23万,时刻面临着倒闭的风险。“当时我们员工工资都要借钱来发”,广州康盛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陈校园回忆往事不禁感慨。
这时政府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由于康盛公司研发的产品可填补当时国内的空白,具有较强的市场前景,广州市科技局及时给予90万元项目经费支持。这笔资金对解决康盛创立初期的资金困难无异于“雪中送炭”,在该项目经费的支持,康盛公司第一个产品血液透析干粉研发成功并推向市场,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占领市场,为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帮助公司渡过了生存难关。
但陈校园坦言,像他这么幸运得到及时帮助的企业并不多。不少“海归”专家认为,在申请政府资金扶持上,也遇到不少“隐形”门槛,例如申请条件让初创企业“高不可攀”,评审过程及结果缺乏公开、透明的制度监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