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后的六一】
一盒褪了色的糖豆
出生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我的童年真的没有五彩斑斓。
但也正是那个时代,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是多子女,大多数父母更关注家庭的温饱,对于孩子的成长,可以说给予了“充分的自由”。还因为绝对的就近入学,每天放学后,和邻居的小伙伴们不用约,就一群一伙地聚到一起,自己商量着玩游戏。
即便吵架甚至动手,女孩儿哭了,男孩儿哪里磕破了,也都是自己解决问题,完全不用大人的“干涉”。直到该吃饭时,感觉饿了的孩子径自回家。在这种纯粹的“散养”方式下,“六一”自然被家长们忽视了——在家里,这一天很难被当作一个节日来庆祝。
至于社会上、学校里,当年是怎样为儿童过节的,翻遍记忆竟无印象。一个原因是,可能那时的活动即使有也不够隆重;另一个原因应该归于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到“文革”时戛然而止,此前能有记忆的时间没有几年。当全社会被裹挟进那场疯狂的政治运动后,一切便无正常可言,哪里还有人关注儿童节。
越是缺乏色彩的年代,越让人对色彩充满憧憬。大约是我9岁的“六一”节,浩劫尚未开始,一个小汽车形状的透明塑料盒装着的彩色糖豆,还有一场反映儿童生活的电影《小铃铛》,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与这物质加精神的儿童节礼物相伴随的,是浓浓的父爱。因为父母在外地工作,我从小就成为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
为了国家需要,大学毕业后父亲服从分配,一直坚持在艰苦环境中从事自己的专业。但不能为父母尽孝及亲子的分离,始终是他的一大憾事。于是他常常利用出差机会陪伴我们,尽力弥补心中的亏欠。
那一次,父亲正好在儿童节时回到我们身边。下午,办完公事的爸爸说带我出去玩。少有出远门经历的我雀跃着,跟着爸爸坐上公共汽车。想不起是进了什么商店买了那罐糖豆,只记得那透明壳子里的五彩斑斓让我顿生许多美好的向往,心爱得始终舍不得打开,以至于那些糖豆最后失却了色彩,也没有吃到嘴里。
要知道,那时吃糖,是一块一块买的啊,这一盒糖豆,几乎相当于一百块水果糖!之后,爸爸带我看了那场让我记忆一生的电影。说实话,电影内容对那时的我,只是看了个热闹;重要的是,在我的儿童时代,这是唯一一次被家长带领观影。那一天过的,足以让我在小朋友中自豪满满!
没准,也就是这点在今天看来不值一提的节日礼物,在一个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什么梦想的种子呢。
【60后的六一】
打谷场上的“土”游戏
我出生在安徽农村,小学上的是村里的学校,父亲很早就在这所村小当校长,一直到退休。作为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记忆中的“六一”的确有些“寒酸”,没有演出,也没有什么礼物。但我们依然盼着过“六一”,因为学校会放假,能疯玩一下午。
记忆中“六一”前一天,班主任会说:“明天是儿童节,要戴红领巾,穿一身干净衣服来学校。”那是“文革”末期,“抓革命,促生产”,农村真的很穷,只有过年才会给孩子做新衣服。
回到家,母亲会找出一件洗得很干净的旧衣服,并把破了洞、开了线的地方缝好,就算能过节了。
第二天,我们都穿戴整齐,早早到校。就连那几个“迟到大王”,这天也准时到校。学生到齐后,由班主任领着在土操场上站好。这时,当校长的父亲会站到队伍前面讲话。
父亲的讲话一般不会超过10分钟。印象中必有这样的话,“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孝顺父母,养子不孝,肥田收瘪稻”,等等之类。
校长讲完话,大家会围拢到各自班主任的身边。这时候,班主任会拿出一布袋的水果糖发给大家,每个人能分七八颗,五颜六色的糖纸包着,非常好看。
发完糖果,班主任宣布:“今天不上课了,都回家玩去吧。”于是,大家高兴地结伴回家,而糖果是舍不得一下子吃光的,留着慢慢吃。
下午,几个小伙伴会相约到村边的打谷场上玩耍。那时,农村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农村人家都不富裕,也没钱给孩子买玩具。
没玩具,怎么玩?难不倒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大家想出了很多有趣的“土”玩法。至今,我对其中的两种印象深刻。
一种叫“摔元宝”,就是先用旧纸张叠成“元宝”,两人轮流在地上用力摔,看谁能把对方的“元宝”掀翻,被掀翻了的“元宝”就归胜方。
小时候,我很有劲,每次玩“摔元宝”,我都能赢好多,最后居然攒了一大堆,用家里的一个空坛子装着。一年冬天,母亲要用坛子腌咸菜,就把我辛苦“挣”来的“元宝”全扔了。为这事,我和母亲闹了好长时间。
还有一种玩法叫“打名打跪”,在七八块砖头上写上反面人物的名字,如座山雕、白骨精等,在打谷场上平行摆上一排。大家轮流站在几米开外的地方,用一个小一点的砖头去砸指定人名的砖头,看谁砸得准,准确率最低的要拿出一颗糖果给准确率最高的人。
虽然玩具很“土”,但大家依然玩得兴致勃勃,直到家长来喊吃饭,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回家。
如今,我已在北京生活工作了20多年,儿时的很多记忆已渐渐模糊,但小时候在农村过儿童节的趣事,却沉淀在记忆深处,成为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70后的六一】
怎么可以这么美好
我的童年是在山东沿海小城日照度过的。传说后羿射日,射掉的九个太阳落于此地。因传说渲染,此地历来有太阳崇拜的习俗,民风明朗、热情,这也是我童年记忆的基本色调。
在一个已经不属于我的节日里,去回忆遥远的童年,好像雾里看故乡,亲切又遥远。
70后怎么过“六一”?在我们的集体记忆里,“六一”最重要的活动是文艺汇演。那时小学里没有礼堂,附近几所学校所有的小学生要集中到乡政府的大礼堂,看演出。穿什么,在“六一”那天很重要。海边六月,还很凉爽,不到穿裙子的热度。但在“六一”那天,似乎大胆点,不必在意小伙伴们窃窃私语,穿上裙子,被风吹得鼓起来,美滋滋的。乡政府距离我们学校大约五里路,学校组织我们来回步行。穿着裙子,风一样地跑过,这一路的撒欢,其实比看演出更有意思。男生的衣服要局限些,军绿色是主角,不过他们可以比红领巾。那些戴红领巾的同学,收获了不少艳羡,不过小脸也会绷住了,骄傲,且得矜持。
所谓演出,都是自编自排,节目很简单,左不过唱歌跳舞诗朗诵。记得有一年,我们班出了一个诗歌朗诵《春雨》。后排一溜七八个女孩,前面一个男孩。我和几个女孩齐声朗诵:“下吧,下吧”,男孩喊一句,“我要开花”!女孩们再来一个:“下吧,下吧”,男孩喊“我要种瓜”!现在想想,有种机械的幼稚,让人忍俊不禁。
汇演结束后,上午才过半,还是步行回学校,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好戏才开始。我们回去的路上要经过一大片桑树园,六月的季节,桑葚成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山东尚未包产到户,那片桑园属集体所有,所以对这几百个孩子的闯入非常宽容。桑树不高,能容得了小个子的我们伸手采摘。不同颜色的桑葚味道不同,黑红色的最甜,红色的酸甜兼备,白色的肉厚,绿色的尚未成熟。桑葚酸酸味道刚碰到味蕾的霎那,要打个激灵,适应了这味道,就能大快朵颐。一边摘一边吃,吃饱了还惦记着带回去,有的女生干脆兜起裙子装桑葚。舌头被桑葚汁水染黑了,手指肚也是黑红一片,腮帮子酸得第二天都咬不动东西。那片桑园成了我们最生动的生物课堂、最能释放天性的乐园。
上了初一,到“六一”那天,内心雀跃,又要过节啦!可耐着性子从早上等到放学,学校里好像没有任何表示,还是照常上课。我遗憾地想,同学和老师可能忘掉了,等到明年吧。第二年,我才明白,“六一”不属于我们了。
从那时起,童年结束了,在我很混沌的状态下。
怎么可以这么美好,怎么可以这么短暂,我的童年,我的桑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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