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鉴于“不当教书匠,要当教育家”“教育家培养工程”等时下流行的提法和做法“有待商榷”,北京市教育学会会长罗洁呼吁,中小学教育真正需要的是“教书匠”。他以当下生态为例,指出教师忙于著书立说、栖身论坛、钻营课题,汲汲于名利却鲜有人想起“钻研教材、钻研教学、研究学生”等现象。实际上,教师本应安身立命的课堂,恰恰在“成名成家”的高歌猛进中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如此反讽的背后,是一场叫人深省的意义颠倒与价值迷失。
匠人所持的“匠人精神”或“工匠精神”,近两年来被知识界、教育界屡屡提及,并已取得一定认同。最典型的实证,莫过于欧洲:英国制表匠哈里森费时40余年仅造出5台航海钟;路易十六的王后定制一块怀表,匠人居然“磨蹭”了52年之久;最不可思议的是科隆大教堂,一代代前赴后继的工匠足足花了632年才建成。可以说,底层群体的这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低效”立场,以一种最朴实和勤恳的姿态呈现了人类智慧和艺术的灿烂结晶。反观我国,自先秦以来即有“匠人精神”传承,对精益求精而开风气之先的杰出贡献者均以“巨匠”相称。但在今日的教育语境中,已几近绝迹。
“教书匠”多被视作颟顸的敲钟和尚或迂腐的冬烘先生,既胸无大志,又技疏才浅,不过混碗饭吃而已。这种曲解,与近几十年来的“文化断层”有一定关系,教师一度成为“臭老九”,“教书匠”自然也成了避之不及的称谓。而“教育家”则大不相同,“成名成家”是国家、社会对个人价值的集体尊重与承认,也历来作为儒家道统的金字招牌,被广泛认可。所以,综合各种因素,“教书匠”的没落与“教育家”的崛起,是情有可原的。
罗洁会长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为“教书匠”正名的举动,让人反思甚至警醒当下对“教育家”,以及“名师”“名校”的浮夸跟风和过度消费。与传统匠人精神的“低效”不同,如今的“教育家”进入了“多快好省”的工业化乃至指标化的“高效”轨道,标准考核体系下的“纸面成长”大于实际经验,流水操作的量产模式侵蚀草根化的“野蛮生长”。如此的“高效”,让教师的数据化生存和指标化生长慢慢脱离了学生需要,教材、教案、教法多服务于表演与打分,所谓以儿童为中心的“生命立场”多经不起一句良心的拷问。
在这一层次上,我们回顾“人生为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陶行知语)的匠人精神,就看出“教书匠”的可贵之处。这种精神,从教育学上看还有另一层意义:当代美术教育家李苦禅一生谦称教书匠,从不以“大师”或“教育家”自居。他女儿回忆道,“父亲说,教书,在课堂上一定要讲大家能听懂的大白话,就好比唱戏,人家花钱是看戏,而不是看你台下的功夫,所以教书如果是照本宣科念稿子就不必去了。”用孩子听得懂的话,讲他们原本不懂的道理,这也是“匠心”独具的所在。
真正安身立命于一名合格的“教书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能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讲台、授业传道,不就炼成“巨匠”了吗?“教育家”不同于“思想家”“艺术家”,其本身就是“实践家”的代表,每一个兢兢业业的匠人,只要永怀初心,放弃对“高效速成”的迷信,把持住对“名利”的诱惑,就都是孩子和家长眼里最棒的教育家。在“匠人精神”的鼓舞和回归下,我们的教育,既需要精纯、深刻、儒雅的“老匠”“巨匠”,也需要笃实、勤勉、坚韧的“小匠”“普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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