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胸怀

    四川大学今年120岁了。

　　120年前，四川总督鹿传霖在呈报光绪皇帝的奏折中陈述了创办一所新式学堂的设想：“川省僻在西南，囿于闻见，尤宜创兴学习，以开风气。”

　　“该衙门议奏。”力求革新的光绪皇帝在奏折上写下御批。从此，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遣队”多了一员——四川大学的前身四川中西学堂。

　　并校改革，开风气之先

　　洋务运动时期，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人士掀起了一股创办新式学堂的潮流。天津大学的前身天津西学学堂、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上海南洋公学等一批现代高等教育的萌芽，都肩负着强国的使命。

　　这些新式学堂诞生于晚清时期中国与西方接触的前哨——天津、上海等沿海城市。人们很难想到，几乎在同一时期，地处中国西南内陆的四川，现代高等教育的萌芽也在破土而出。

　　事实上，四川大学的历史还可以追溯至创办于1704年的锦江书院和创办于1875年的尊经书院。不过，传统书院还算不上现代高等教育，“分课华文、西文、算学”的四川中西学堂才有了“高等学校”的雏形。因此，1896年6月18日开堂的这一天，被认为是四川大学的肇始之日。

　　鹿传霖在他亲自拟定的《四川中西学堂章程》中提出了办学宗旨：“培植人才，讲求实学，博通时务”，培养“通达时务之才”。有关史料证明，这所偏居西南的新式学堂，从一开始就试着敞开胸怀，容纳各种新生事物。

　　比如，新学堂设立了“算学科”。四川洋务总局认为，“西洋学业，无论格致测量，莫不由算学入门”，“富强致用莫不以此为阶梯”。兼有数、理、化的“算学科”设立，使得四川中西学堂从一开始就“文理兼备”。

　　四川中西学堂推行的包括“分科治学”“学分制”在内的种种办学思路，在当时引领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风气之先，以至于后来谭嗣同、熊希龄创办湖南时务学堂时，在其章程中公开标明“照四川中西学堂例”。

　　今天人们回顾校史会发现，“包容”的基因深刻地影响了这所大学跨越三个世纪的历史。在不同时期，这所大学融合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不同支流。

　　川大档案馆馆长党跃武说，今天川大的三个主要分支——原四川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分别代表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三种主要形式，即以近现代新式学堂为肇端的国立大学、以西方高等教育为样板的西式大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由院系调整而组建的新型大学。

　　在上世纪初，四川的国学、外国语、法政、工业、农业等公立专门学校合并组建成公立四川大学，随后又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成都大学“三水汇流”，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对于这段历史，川大校史馆教师王金玉总结说，近代四川绝大多数的学校最后都汇入了川大这艘“航母”。

　　1994年和2000年，原成都科技大学和原华西医科大学先后与川大合并，组建成新的四川大学。王金玉说，川大历史上的并校，从来不是吞并式的，不是谁吞并谁的问题，而是“强强联合”。

　　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说，在长期办学中，川大坚持思想解放，领风气之先，在高等教育并校改革中，川大是“吃第一只螃蟹”的学校，为我国高等教育并校改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包容更多的学术和意见

　　川大历史系教授王东杰曾专门研究过川大的校史。他在专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中，讲述了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他认为，川大国立化的进程，也是这所大学追求学术自由的过程。

　　“在国立化之前，川大面对更多的是作为地方割据力量的四川地方势力的干预。而国立化之后，川大就要面对国民党政权的干预了。”王东杰说，“无论哪个时候，川大作为一所知名大学，都从学术的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进程。”

　　在中央与地方力量的夹缝中，川大艰难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以包容更多的学术和意见自由。

　　1922年至1924年担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川大前身）校长的吴玉章，提出了“崇尚学术、启用新派”，“推进新思潮的扩展”。恽代英被军阀赖心辉扣押时，吴玉章立即去电保释，并将恽代英聘请到学校当教员。让教师在课堂上宣讲马克思主义，这在当时的四川被认为是“十分大胆的举动”。

　　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张澜在1926年至1930年担任国立成都大学（川大前身）校长期间，提出“打开夔门，广纳英才，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对于各种政治派别的教师，作为校长的张澜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流派、知识体系和学术观点授课，也主张学生自己去独立思考。

　　建校以来坚守的包容风气，影响了近现代一批又一批的川大学子，他们中就包括朱德。朱德1908年毕业于川大前身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求学期间，他听到老师讲“自由平等”，也见到了不少海归新派人物。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于那些人十分崇拜，那些人是革命的。我对于一切革命的事物都很羡慕。”

　　在川大教授艾南山眼里，这所大学历史上“发挥作用比较大的时候”当数抗战时期。他认为，抗战时期四川融入了更多元的文化，也把川大文化“往高处抬”了。

　　抗战爆发后，处在大后方的国立四川大学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成为“全国独善的最高学府”和“西南培养人才的总枢纽”，其航空工程系一度拥有包括“黑寡妇”（二战期间美国制造的著名战斗机P-61——记者注）在内的各式飞机20多架，用于教学实习。钱穆、童第周、卞之琳、孙伏园等一大批学者大师云集四川，受聘到川大任教。

　　在川大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支——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则迎来了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几所学校共用校园、校舍、实验室、教学医院、图书馆等，总共拥有六七十个学系，学生可跨校选课，史称“五大学”时期。

　　彼时，华西协和大学“不以主客悬殊，强人就我”，“事无大小，均由五大学会议公决”。学校所在的华西坝成了抗战大后方教育文化中心之一。

　　川大的“排头兵”角色

　　今天的川大人，不仅能在各种史料中观察这所大学的分分合合，更能在望江、华西、江安三个校区7000多亩宽阔的校园中亲身丈量这所大学到底有多大。

　　“川大有围墙和没围墙其实是一样的。”王东杰这样评价今天的川大，“川大很开放。”这种开放在王东杰的史学界前辈蒙文通教授身上体现得颇有意味。

　　上世纪初在川大任教的蒙文通，给后辈留下的最难忘的场景恐怕是他的考场了。

　　他的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林中的茶铺，先生掏钱招待学生喝茶。考试也颇有意味，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蒙文通根据学生的提问来了解其学识程度。

　　王东杰说，“川大的包容和四川的地方文化有很大的关联。”他以茶馆为例说，茶馆本身代表的就是包容文化。

　　今天，从川大毕业的学生已成为这所大学与社会之间新的桥梁。数据显示，川大在川招生比例大约20％，而在川就业的比例是48％；川大在西部招生比例是50％，而学生在西部就业的比例是63％。

　　在学术上，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王红形容，地处蜀中的川大，其文化氛围跟“蜀学”的学术风气很像，“在学术上不显山不露水，不忙着开山立派，有种自觉边缘化的感觉”，“这种貌似没有特点的氛围，可能恰恰是川大的特点”。

　　在这所研究型大学，专注于教学的资深教授王红不仅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也得到了学校的重视。在评选川大“卓越教学奖”的时候，校方邀请在学生中人气颇旺的王红参评，她谢绝了，希望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教师。

　　“这是这所大学柔性的一面，不会让你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王红说，在科研一定程度上决定学校地位、也能带来实际利益的现行体制下，川大对教学型教师的包容和重视，“分寸把握得不错”。

　　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说，正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川大校训所反映出的川大精神，使得川大在国家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扮演了“排头兵”的角色，“振兴民族、献身国家、奉献社会、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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